“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这句话出自《礼记·大学》，原文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之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身修者，身安其位而不失其常也；家齐者，家道正而能长久也；国治者，政教明而民安乐也；天下平者，远近亲疏无不得其平也，身不修则家道不齐，家道不齐则国治不宁，国治不宁则天下不平，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此谓身正而天下归之。”“君为臣纲”指的是君主应成为臣子的表率，“父为子纲”则指父亲应成为子女的榜样。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观念，其核心思想源自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发现，并最终在《礼纬·含文嘉》中得以明确表述，这三纲作为社会秩序的普遍认识，并非一种强制性的主张，而是基于臣民对君主的效仿、子女对父母的效仿以及妻子对丈夫的效仿这一自然倾向的总结，在君权社会中，这一观念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秩序法则,但已不适用于人权平等的现代社会。
朱熹进一步阐释了“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强调孝敬作为子女对父母绝对服从的道德规范，他指出，子女在面对父母的过错时，应采取柔声劝谏的方式，而非直接触怒父母，这种“父子相隐”的原则，体现了天理人情的融合,使得孝成为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纽带。
咸丰与恭亲王奕訢的恩怨情仇
道光皇帝在立储过程中的犹豫与矛盾，为咸丰与恭亲王奕訢之间的不和埋下了伏笔，尽管咸丰即位后对奕訢委以重任，恩宠有加，但兄弟间的嫌隙始终难以弥合，在孝静皇贵妃的调停下，两人尚能维持表面的和谐，但随着皇贵妃病危及封号问题的争执，兄弟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矛盾也日渐公开化。
咸丰十一年，当咸丰在内忧外患的煎迫下离世后，留给幼子的不仅是政权的不稳定，也给奕訢提供了一个重返政治舞台的机会，这场宫廷政变——辛酉政变，不仅改变了清朝的政治格局,也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三纲”作为古代社会秩序的反映，其影响深远而复杂，咸丰与奕訢之间的恩怨情仇,也揭示了权力斗争中的复杂人性和政治博弈的残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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