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元1600年，被西方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的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被东林党人视为异端的李贽自刎于狱中。也就是说，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晚期虽没有产生文艺复兴那样继续长远的思惟解放运动，但却产生出了和其时西方极为类似的异化力量。
当然，做为异端的李贽绝非横空出生避世的。于小我思惟开展而言，李贽履历了从正统儒学到领受心学再到兼容三教的过程。于思惟传承而言，在李贽思惟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始末是阳明后学中的右派一脉。因而，笔者将李贽思惟视为阳明后学的一次现代启蒙测验考试。
从所处年代来看，王阳明及其后学门生与欧洲文艺复兴的诸多代表可谓是同期间的人物，如王阳明、王心斋、王龙溪所处年代与达芬奇、哥白尼、马丁路德根本一致，做为异端的李贽和做为异端的布鲁诺所处年代亦根本一致。值得重视的是，从现代性的思惟来看，阳明后学的诸多思惟则与欧洲启蒙运动较为类似。出格是到了李贽那里，现代性的个别、自在及平等看念都已成型。
一、李贽思惟中的个别看念
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知行合一”及“致良知”的思惟，构建出了以心为本体的心学系统。但值得重视的是，在王阳明那里，“心”其实是一种客看普及的存在，并未落实到个别身上，其间还存在一个“致”的过程。泰州学派的王心斋则往除了那个“致”的过程，认为“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若何安放，即是人欲”。
李贽则从苍生的日常生活进手，显示了小我私利是小我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从而将个别看念落到了实处。在《答耿中丞书》中，李贽如许写道：
自朝至暮，自有常识以致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本身身家计虑，无一毫为人谋也。
此文可能写于万历十二年，其时李贽的老友耿定理已经往世，并与其兄耿定向展开了笔战，那也是李贽异端化的起头。耿定向自视为儒家正统，欲以“公理”劝李贽回回邪道，李贽则从“私心”进手停止回击。在《寄答留都》中，李贽还如许写道：我以损人利己之心，为损人利己之学，曲取本身快当，掉臂别人非刺。
从此私心动身，李贽亦将儒释道三教与个别的关系看得极为深入：孔子知人好名耳，故以明教诱之；大雄式知人之怕死，故以死惧之；老氏知人贪生也，故以长生引之。
除此之外，李贽还通过必定小我定见的价值将个别看念落到了实处。在《躲书·世纪传记总目前论》中，李贽明白提出了“不以孔子长短为长短”的价值看念：
人之长短，初无定量；人之长短人也，亦无定论。无定量，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咸以孔子之长短为长短，故未尝有长短耳。然则予之长短人也，又安能已。夫长短之争也，如岁时然，日夜更迭，不相一也。
也就是说，长短揣度其实不能简单地以圣人、长辈的原则做为标尺，每小我都有其主体性，是独立意义的个别。值得重视的是，李贽不只重视到了个别的主体性，还重视到了人的特殊性：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所一种也。而王阳明之“良知”，则是一种普及共通的本体概念。
二、李贽思惟中的自在看念
王阳明晚年曾将本身的学说总结为“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往恶是格物。王阳明用“意动”来阐明善恶的生成，不外值得重视的是，此处的“意”并不是地道的自在意志，而是一种不自在的自在意志。
王龙溪则在此根底上提出了“四无说”：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便是无善无恶之意；知便是无善无恶之知，物便是无善无恶之物。此处的“意”为无善无恶之意，不再被“良知”所约束，可理解为一种自在意志。
关于王龙溪的“四无说”，李贽是极为赞扬的，以致发出“非龙溪先生守其师说五六十年很多改动，亦未必靡然成风”的感慨。李贽本人提出的“童心说”往往被视为文学看念，但其“绝假纯实”其实指的恰是自在看念：
夫童心者，实心也。若以童心为不成，是以实心为不成也。夫童心者，绝假纯实，最后一念之本意天良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实心；失却实心，便失却实人。人而非实，全不复有初矣。孺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
所谓“童心”，指的恰是儿童之实，儿童因何为实？在于其心里不受种种看念束缚，能实正自在地表达自我。值得重视的是，那种看念的生成不只与心学及佛道有关，还与李贽对文学的理解有关。李贽曾提出宇宙五大部文章之说，此中包罗司马迁的《史记》、杜甫的《杜子美集》、苏轼的《苏子瞻集》、施耐庵的《水浒传》和李梦阳的《李献吉集》，那几部书的配合点即是做者都自在地抒发己见、不受世间成见的约束。
值得重视的是，李贽不只提出了自在之学说，还曾在为官之时亲身理论过。万历五年，李贽被录用为姚安知府。在姚安任上，李贽的施政方针为听政及讲学，也就是还公众于自在，期看通过引导他们而到达自治。在《论证篇》中，李贽如许写道：因其政而不容易其俗，顺其性而不拂其能。也就是说，李贽的起点是公众，他已经明白意识到了一切行为必需以尊重公众的天然本性为前提。而儒家传统的圣人之治，则是以圣报酬起点，期看圣人的行为传染感动、教导苍生。
三、李贽思惟中的平等看念
王阳明曾说：那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无些障蔽，兢兢业业，门门翼翼，天然不息，亦也是学。那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认同了圣人和常人在心之本体上是平等的，也就是“满街都是圣人”；二是显示了圣人之所认为圣人是因为保全了良知，因而常人需要有一个“致良知”的过程。也就是说，圣人和常人在人格上并不是是平等的，二者之间隔着一个“致良知”的过程。
当然，不成承认的是，王阳明虽未完全将平等看念落实到现实中的人身上，但却为阳明后学供给了可能。而且王阳明还将此看念扩展到了社会各行各业，提出“四民异业而同志”之说。何心隐则从现实的伦常关系进手，为平等的现实化展就了道路：六合法此象也，交也，交尽于友也。也就是说，实正的平等关系只要伴侣关系，父子、君臣、夫妻等都是不服等。
关于何心隐那一思惟，李贽不只极为赞扬，而且将之付诸于理论。万历八年，李贽弃官不做弃家不回奔往黄安觅友。那种弃其他四伦于掉臂的行为，无疑阐了然李贽对平等看念的逃求与理论。同时李贽本人也透过身份差别的表象，阐了然人的人格本色乃是平等的：
人见其有贵有贱，而不知其致一也，何尝有所谓高低、贵贱者哉？彼贵而不克不及贱，贱而不克不及贵，据吾所见，而不克不及致一也，则亦则亦琭琭落落，如玉如石罢了。
此外值得重视的是，李贽还提出了男女平等的看念。李贽在麻城讲学时不只收男学生，也收女学生，此举招来了诸多持男尊女卑看念的正统人士的进攻。对此，李贽写下了《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在文中李贽如许写道：
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斯，不成行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须眉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
也就是说，常识有长短，但其实不能说男性的常识就要比女性深入，女性其实不见得必然弱于男性。在那种男女平等看念的根底上，李贽还提出了婚姻自在的看念，赞扬与司马相如私奔的卓文君为“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
结语：
在明朝消亡之后，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三位大儒对阳明后学展开了一系列责备。李贽做为阳明后学中的更大异化力量，更是被顾炎武称做“小人”，被顾炎武称做当诛之“惑人心者”。而黄宗羲则在论及泰州学派时只谈王龙溪、王心斋及何心隐等而不谈李贽，似有不肯认可李贽的儒者身份之意。曲到数百年后，五四期间的国人才从头熟悉到李贽思惟的浩荡价值，如“只手打垮孔家店”的吴虞即为李贽做传，高扬李贽的异端形象。
参考文献：
李贽《李贽文集》王艮《王心斋集》王阳明《传习录》黄宗羲《明儒学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许建平《李贽思惟演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