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者：我方特邀做者潘世雄
标致的知音传说，其核心部门是两大情节：一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二是断琴绝弦谢子期。在那两大情节的根底上，才衍生出了其他的一些汗青情节。《吕氏春秋·本味》中记：“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末身不复鼓琴。”后世因谓知已为知音。而那个标致传说的故土事实发作在何处，知音文化的汗青发源地在哪儿呢？对此，是有争议的。
一、汉阳知音之说，“先天”不敷
《吕氏春秋》和《列子汤问》等古籍中的伯牙、子期故事都缺失天文空间，曲到明朝的冯梦龙通过民俗小说《警世通言》才把那一明显缺陷填补起来，但缺陷的填补不是根据汗青事实，而是据民间传播的脚本。
此做为汗青的实在有明显的瑕疵。
１、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守华传授也认为没有确证表白冯梦龙的小说是间接吸收汉阳的处所传说写成。
２、刘传授又认为做为话本小说而言，其写做过程就是吸收其时民间平话人的故事脚本加工改编而来。而“汉阳江口”、“马鞍山”、“集贤村”等地名的呈现源于明万历年间约1610年前后刊印的明代平话人话本《贵贱交情》。
３、冯梦龙是江苏长州﹙今苏州﹚人，他没有到过湖北汉阳，可见摔琴谢知音小说中的人物角色及天文布景是从《贵贱交情》那篇明代平话文本沿袭而来，从此那一闻名传说才花落湖北汉阳了。
４、小说是文学艺术，能够搀扶帮助我们开辟研究的视野，但不敷以能引经据典复原汗青的原来面目。汉阳自唐宋以来就是华中重镇。宋元是通俗文学的流行之际，《贵贱交情》就是明代之前早已时髦于汉阳府一带的平话文本，因其深进人心才被冯梦龙看中而选做《警世通言》首篇的。从阅读的角度来说，可见知音文化故事深进人心，早被广阔人民所承受。
５、“汉阳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古琴台那一汗青文物的存在。据汗青文献记载，琴台始建于北宋，后屡毁屡建。清嘉庆初年，湖广总督毕沅主持重建古琴台。清汪中代笔撰《琴台之铭并序》和《伯牙事考》，此文颇为时人称道。光绪十年（1884年）黄彭年撰《重修汉阳琴台记》。光绪十六年（1890年），杨守敬主持并亲身书丹，将《琴台之铭并序》、《伯牙事考》、《重修汉阳琴台记》重镌立于琴台碑廊之中，并书“古琴台”三字刻于大门门楣。知音故事发作在春秋战国期间（前770年—前221年），琴台建筑在北宋（960年—1127年）时代。时空相隔了一千多年，做为汗青传说、富贵旅游业尚可，然做为汗青根据难以服寡。何况是“鼓琴台”，“古琴台”，仍是“摔琴台”？历来饱受争议，难有定论。
６、汉阳的地名始于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春秋战国时还没有那个地名。所以，冯梦龙民俗小说《警世通言》中关于“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汉阳江口一说，是为顺口一说。该 *** 为文学故事不失为一篇到处颂扬、超卓生动的典范之做，但以此为据做为汗青文化的发作地不具备汗青的实在性和切当性。
二、石首调弦口知音之说，更为可信
发作在湖北省石首市调弦口的知音传说，历来遭到人们的推崇。但近年也遭到了少数人的量疑，代表之做为武汉市处所志办公室董玉梅撰写的《知音文化在石首、海盐和泰山》，颁发在2007年《长江日报》上。文中从调弦口、伯牙口、马鞍山等地名的由来、地貌及传说长进行了推理论证，认为“石首说”与知音故事联络起来其实太牵强。
找到汗青故事的发作地，复原汗青的本相，其意义与感化对现代及后人来说其实不亚于汗青故事自己。
知音传说的汗青发作地“汉阳说”与“石首调弦口说”两种说法，哪一种更切合现实呢？我们认为，“石首调弦口说”更为可信。
一是有证可查。
据康熙年间所编《湖广通志》所引《晋书杜预传》记载，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驻襄阳镇南上将军杜预为漕运而命令在此开河，因河口位于相传伯牙昔时调弦操琴遇知音之地，始名调弦河，此名已沿用至今达1700多年之久，足以证明知音故事是在此之前传承下来的，那比“汉阳说”早了几年？而河口在地貌上也可称之为江口，那与《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所述的故事发作地江口相合。而“海盐和泰山说”则无江口之地貌：“泰山说”仅西汉刘向在《列子汤问》中有“伯牙游于泰山之阴”的记载；“海盐说”仅有明清以来一些有关伯牙的遗迹传说，却找觅不到钟子期听琴的内容。
清朝乾隆丙辰年编《石首县志》云：俞伯牙从楚都东下，停船鼓琴于此，弦渐而调之，因以得名。此处为荆江 *** 之一，故又称调弦口。咸丰乙卯年（公元1855年），官府在此设巡检司，置水路关卡，故别名调关。明朝闻名文人张璧（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王启茂、张权、张维、李永忠、李宗瀚及清朝文人骚人卫嘉、王承禹、汪一元等均先后以《调弦亭》为题赋诗做词，而尤以王承禹《调弦亭》一诗广为传诵，现今刻于调弦口雕像石座上。王承禹咏道：“昔年高山流水意，此日清风朗玉亭。有客雅能传古调，不知曾得子期听。”而汉阳古琴台鲜有如许长远且广为传诵的诗句，所建古琴台也比调弦河得名晚200多年。据此，我们没有理由承认伯牙在调弦口操琴遇知音一说。
二是有迹可觅。
至今调弦口一带仍有马鞍山、摔琴台、伯牙口和七贤村等地名，且遗迹尚存，那些均与冯梦龙的《俞伯牙摔琴遇知音》一文里所记叙的地名吻合。而董玉梅文中有关马鞍山的阐述则摆了一个乌龙，文中论述的是现石首城区的马鞍山而非仅离调弦口东南标的目的八公里的桃花山脉边沿的马鞍山，现有桃花山镇马鞍山村地名存在。
“伯牙口”地名的神话传说只是诸多传说中的一种，董文也认可了“伯牙口”地名与知音故事的联系关系。“伯牙口”位于湘鄂接壤处的群山之中，“踹跳登崖，行于樵径，估计十数里，出一谷口，伯牙站住”（俞伯牙摔琴谢知音），那一谷口被后人称之为伯牙口。
“摔琴台”屹立在半山腰。“摔琴台”一面毗连山坡，其余三面是悬崖，面积如一张八仙桌大小，台上可坐四人。据此揣度，伯牙昔时悲忿至极在此摔琴是完全有可能的。而汉阳“古琴台”现仅存一个地名，伯牙昔时觅访钟子期的山口事实在何处却无佐证，且人们还说“古琴台”是伯牙昔时鼓琴之地，然实则伯牙昔时鼓琴的处所是在水上船舱内，樵夫钟子期在岸上。“伯牙在船舱中，独坐无聊，命孺子焚香炉内，待 *** 琴一操，以遣情怀。”汉阳之说报酬地把伯牙昔时鼓琴之地从水上移到了陆上。
是“古（鼓）琴台”仍是“摔琴台”？是“集贤村”仍是“七贤村”另有一辩。“集贤村”在石首知音说的考证中应为“七贤村”，其据为康熙六年（1667年）诰命奉政医生的喻嘉才在《绣林景献记》说“荆州二百四十里，赖有国家栋梁，故名石首。《水经注》龙穴，地接梦泽一隅。七贤村，子期鸿冥。”
三是有物可证。
1998年10月，调关镇四周（马鞍山地域）出土了一件震动世人的汗青文物——博钟，那件稀世之物何以沉溺堕落至此，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有人认为，古代司乐之官往往以“钟”为姓氏，而也有文章佐证钟子期就是一位隐居田园的乐尹，此钟做为钟氏家族的遗物现存于博物馆。客看地说，通俗的布衣苍生是听不懂伯牙的琴声的。由此揣度，钟子期即便是汉阳人的身份，隐居在调弦口也是有可能的。另《湖南蓝山钟氏族谱》载，栖身在湖南华容县蓝山（一做南山）一带的钟姓人，其祖为周朝钟师，而湖南的蓝山（南山）就在石首桃花山的近邻湖南华容县，仅距不到10公里。
在石首桃花山地域隐居的名人除了传说钟子期，并且传说过商圣范蠡携美貌之妻西施也在此隐居。因而，石首桃花山地域适宜隐居绝非空穴来风。
四是有口皆碑。
伯牙调弦口遇知音的传说在本地已经传播很久，迄今无论你碰着哪位调关人（公元1855年调弦口改名为调关），他们城市津津有味地向人们讲述那个祖祖辈辈传播下来的故事。调关镇八旬白叟李必汉说：既然相传伯牙昔时“自楚都东下”不久即因避风雨而泊船山崖之下，“纷歧日，行至汉阳江口”，纷歧日翻译成现代文，此中的一种意思就是不到一天的时间，荆州距汉阳远矣，现代汽船也需近二十个小时才可抵达武汉，帆船只用一天的时间绝不成能抵达。那么那个地点只要调弦口一带最为适宜。况且调关在江南，而汉阳却在江北，从水流和 *** 地点看，泊船南岸比泊船北岸更随便且更能抗风雨，附和此看点的还有本地的渔民和船工，因而“汉阳说”根底不牢。
三、汗青传说不克不及以讹传讹，要与汗青实在相吻合
什么是传说呢？我国现代权势巨子的大众文学专家乌丙安传授指出：传说“是与汗青事务、人物相联络的或与处所事物（名胜、奇迹、风俗、处所特产或常见事物）有联系关系的妄想性散文叙事做品”。传说的一个最凸起特征，就是传说中的一切虚构因素、妄想成分、奇异形象老是要与必然的可信事物密切联络在一路的。
所以，至少我们能够那么认定，知音故事的汗青发作地在长江边与洞庭湖相邻的一个江口上，其汗青地名应该有“琴断口”、“马鞍山”、“集（七）贤村”等，汗青文物中应有琴台、出土文物、乡土族谱等，汗青人物伯牙、子期是一个整体，不成或缺。
知音文化是一个系统，包罗了传说与史实两大部门，之间既有联络又不克不及互相取代，它的重头戏在于偶遇与断琴，做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传承至今，需要我们溯本求源，复原汗青，遗迹能够传承许多的标致的传说，记载汗青的片段，但绝不是汗青的实在，要否则若干年后德国的杜伊斯堡、法国的波尔多市、日本的大分市都能够与我们争知音文化的遗产了，因为他们如今也建有知音亭、高山流水、古琴台、闻琴桥等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