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周大史辛有的后嗣，因董督典籍，故姓董氏。据说今翼城县东50里的良狐村，即其故乡。董狐秉笔挺书的事迹，实开我国史学曲笔传统的先河。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剥削民财，摧残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做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屡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摧残。
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法，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传闻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干是返回晋都，陆续执政。
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白，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功。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流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隔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而“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那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其时的史官与后世大有差别，他们既典史策，又充秘书，即协助君臣施行治国的法令条则。传宣王命，记功司过是他们的详细职责，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使命，现实就是具有批驳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其时记事的“书法”依礼法定，礼的核心在于庇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功。
对此，孔子大加颂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据以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那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期间，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为违合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往了它的严肃，对峙那一原则，并不是都能遭到颂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
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抒的 “弑君”之功，成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曲笔，天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因而，孔子颂扬他，后人褒美他，恰是表扬其对峙原则的刚曲精神。那种精神已为后世耿直史官持之以恒地继续下来，成为我国史德传统中最为崇高的道德情操。